谢伯钧
　　男，回族，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现年76岁，中共党员。新疆新华印刷厂工人，现退休。
　　新疆曲子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非常盛行，青少年时期的谢伯钧便迷上了曲子戏，每天下班后有空闲时间就去听新疆曲子戏演唱。18岁正式拜师学艺，曾先后拜贾禄和陈太年为师，有了师傅的指导，加上自己苦练，终于成了乌鲁木齐市远近闻名的新疆曲子戏艺人。他文化程度不高，但凭借过人的记忆力，能完整地演唱近百本新疆小曲子，直到今天谢伯钧先生对小曲子的酷爱和演唱始终没有停止过。

陈世儒
　　男，汉族，79岁，新疆吉木萨尔县人。1944年毕业于新疆学院教育系。解放前曾在迪化市属学校、新疆师范学校、吉木萨尔县民教馆工作。解放后在天山区属学校任音乐老师多年。1953年在文化厅音乐培训班学习作曲。1981年调天山区文化馆从事音乐教育和民间艺术及戏剧等工作至退休。
　　陈世儒先生幼年生活的吉木萨尔县三台镇，新疆曲子戏的演唱活动十分活跃。他深受新疆曲子戏的熏陶，喜欢吹、拉、弹、唱，擅长三弦等民族乐器。他经常参加新疆曲子戏弹唱活动，尤其是逢年过节，假日期间活动更加频繁。积累了丰富的演奏技巧。在挖掘整理新疆曲子戏这一文化瑰宝的工作中，不顾年迈多病，积极参加采录工作，认真记谱整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疆回族民歌演唱中有影响的人物

韩生元
　　经名：穆合买，昌吉州米泉市长山子镇马场湖村人。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昌吉州呼图壁县，祖籍青海省沙沟扶儿湾。
　　祖父韩忠，是当地著名“花儿”歌手，因编  唱“花儿”讽刺、挖苦地主遭到迫害，于一八七六被迫“走西口”来到新疆呼图壁县，给地主当长工为生。又因编唱揭露地主残酷剥削、压迫穷人的“花儿”而残遭杀害。
　　其父韩德奎也是呼图壁一带著名的“花儿”歌手，也因编唱揭露地主阶级罪恶的“花儿”，  36岁时被地主吊在马圈房梁上活活打死。其母去地主家要人，被狗腿子用开水烫死在丈夫尸体旁。
　　七岁的孤儿韩生元，依靠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花儿”，流浪、卖唱、乞讨度生。后被呼图壁县一姓马的“花儿”歌手收养，从其处又学到了大量的回族民歌，而且逐步开始自己的民歌创作活动。
　　一九三四年二月，马忠英兵败北疆。这时韩生元的养父又逝世，年仅十三岁的韩生元被裹胁入马忠英下属马虎山部流往新疆南部。在南疆，也学会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和大量的南疆维吾尔族民歌，并在各种场合下进行他的民歌演唱活动。一九三六年，马虎山部被灭，韩生元依靠其维吾尔民歌的演唱及维语对话能力逃出南疆。后流浪至米泉县长山子镇马场湖村，扛活为生，后定居此地。
　　他虽然未上过学，可记忆力是惊人的。仅新疆曲子剧就能演唱二十余部，而且各种角色的唱段都演唱得惟妙惟肖。韩生元从小演唱的主要是从其父亲处继承的“河湟花儿”后又学会大量的民间小曲。在实践锻炼和生活的陶冶中，他的作词编曲水平不断提高，显示出他非凡的艺术才能。
　　他在广泛继承各类民歌的基础上，又创作出大量的具有其独树一帜风格的回族民间歌曲。是新疆具有相当影响的著名回族民间“花儿”歌手，他的代表作品有：《花花尕妹》、《我和尕妹要团圆》、《我的花儿》、《阿妹是救命的恩人》等，其演唱的大部分作品，收集在由米泉市文化馆编的《韩生元花儿专辑》中。

马生龙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州焉耆回族自治县永宁乡人，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出生，现为永宁乡黑疙瘩村村民。
　　马生龙自幼随本地回族民间歌手学唱民歌，掌握了一大批焉耆回族民歌。无论是“花儿”还是小曲子，均是他的拿手好戏；在当地回、汉人民群众中，有着较大的影响。他演唱的代表作品有：《焉耆美》、《采牡丹》、《五道儿黑》、《尕摩托骑上焉耆的城里到了》等。  

马金福
　　又名八十子老人，经名：阿不都拉·儿里木，伊犁地区特克斯县离休干部。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比什凯克市，后随父返回伊犁地区。四十年代参加“三区革命”，曾任战士、班长、排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之后调地方工作。一九八五年从伊犁地区特克斯县外贸局离职休养。
　　马金福一家三代均为伊犁地区著名回族“花儿”歌手。其祖父、大伯和其本人都有“伊犁花儿王”的誉称。祖父马仓，清同治年间来疆，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回民聚居区和新疆伊犁一带著名“花儿王”。后传艺给马金福的大伯、父亲及叔叔，三人也均为著名“花儿”歌手。
　　马金福是其祖父八十四岁高龄时出生的，故称其为“八十子”。其长兄玉素甫、二哥阿不都拉和他本人都受家庭的影响，从小擅长演唱各类回族民歌，其中以八十子最为出名。
　　马金福演唱的回族民歌的种类和曲目颇为丰富。无论“小曲子”，还是“花儿”类，唱得都非常出色。他忠实地继承了其先辈创立的流派及风格，又广采博览，在融合吸收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对回族民歌的流传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以演唱“小曲子”见长，他演唱小曲子别具一格，曲调委婉动人，真情催人泪下，深受各族人民、尤其是回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他演唱的代表作品有《五更盘道》、《十道儿黑》、《小郎》、《出门人》等。 
　　马金福不仅会演唱各类回族民歌，还精通柯尔克孜、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的语言和他们的民间音乐。经常在各种场合，演唱各民族的各类民间歌曲。尤其对于柯尔克孜族民间音乐的了解颇为深厚，曾经在柯族民间赛歌中击败众多歌手，在中亚柯尔克孜族人民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郭阿不都尔
　　又名郭志义。伊宁市巴彦岱镇三段村村民，一九三八年出生于伊犁地区霍城县柳树巷子。现为伊犁地区著名的回族“花儿”歌手。
　　郭阿不都尔的曾祖父郭大成，早年在陕西省渭河上摆渡为生，船工号子及民间歌谣的演唱远近闻名。清朝同治年间(1865年左右)携其祖父郭德真西走新疆，后定居伊犁地区霍城县。祖父以中医接骨为生，精通汉文及阿拉伯文，也是霍城一带有名的文化人。其父郭文鹏，年轻时就是远近闻名的民间文学家及说唱家，后举家迁至伊宁市巴彦岱镇。
　　郭阿不都尔从小受到家庭深厚的文化影响，显示出其演唱的艺术才能。他全面地继承了父辈的文化遗产，又广泛地收集各类回族民间歌曲、歌谣及口头文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他的演唱以“小曲子”为主，声音洪亮，表情丰富细腻，深得老百姓的喜爱。代表作品有：《王哥放羊》、《山丹红花开》、《弟兄三个人》《放风筝》等。
　　郭阿不都尔还擅长说唱各类民间谚语、笑话。他创作的段子，语言简朴生动，尤其是讽刺、揭露赌博、吸毒、不遵守社会公德等方面内容的段子，在群众中流传很广，被誉为伊宁市回族群众中的“笑话大王”。
　　由于多民族长期杂居的原因，郭阿不都尔还擅长用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语言演唱其各类民间歌曲。
　　伊犁回族民歌演唱中还有沙力儿、白克等人也很有名。他们演唱的伊犁回族民歌《庄稼汉》、《五更盘道》、《猜花》等，在群众中流传很广。

　　八旬翁能唱500首花儿

　　从米泉市向北行10公里，无垠的田野里静卧着一个小村庄——长山子镇马场湖村。笔者是听别人说该村有一位会唱“花儿”的高人才从乌鲁木齐市辗转赶去的。
　　贫寒一家  淳朴一家
　　像村里所有低矮的房屋一样，韩生原的家似乎显得更安静，这是因为屋子里有3为残疾老人：在炕头手握拐杖对着阳光静坐的盲老人，他就是笔者此行要寻觅的80多岁的采访对象——韩生原；一位戴着回族妇女头巾不停地干着家务活的聋哑老太太，她是韩生原70多岁的老伴；而他们的“弱智”儿子——一位年近60岁的老汉正悠闲地望着墙壁发呆。
　　满脸皱纹、银白胡须的韩生原听到老伴“呜呜哇哇”的哑语，就意识到远方的客人到来，赶忙起身迎候。笔者搀扶他继续坐下后，打量了一下屋子四周，屋内陈设极其简陋，只有桌子上放的2001年11月自治区文联和文化厅为其颁发的“当代新疆回族‘花儿’演唱艺术家”的荣誉证书引人注目。
　　老太太很麻利地在笔者面前放了一个凳子，并在凳子上放了一杯含有两块方块糖的茶水，在这个家庭，这恐怕是客人享受的最高礼遇吧。
　　伶仃少年  伶俐少年
　　今年83岁的韩生原生于民国十年（1921年）的呼图壁县城，他7岁桑父、8岁丧母，又无兄弟姐妹，只能靠讨饭生活。当时呼图壁县城有一位84岁的“马爷爷”（韩生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就和其他小孩一样叫他“马爷爷”），靠打馍来维持生计。饥饿的小生原就时常到马爷爷这儿来，马爷爷一边打馍一边唱曲儿，一曲接一曲，总是唱不完，小生原就在旁边认真地听，听完后也学着唱，马爷爷看这孩子嗓门蛮亮，又聪明伶俐，就刻意地教他唱。
　　从马爷爷那里，没上过一天学的韩生原知道了许多历朝历代的人物故事和民间轶闻。后来他知道，他唱的正是回族传统民歌——“花儿”
　　为了生存，稍大一点的韩生原从11岁起就给地主放牛，13岁时开始扛长工，直到新疆和平解放，他一共扛了16年长工。当时，官僚地主的土地像他们的权力一样大，大得横跨好几个县，韩生原是在杨将军（指杨增新）手下的马福兴的某个夫人的娘家扛长工的。据说马福兴有好多个夫人，为了便于区分，人们按其夫人的籍贯称“浙江夫人”、“云南夫人”、“兰州夫人”、“喀什夫人”……
　　像被役使的牛马那样，韩生原在地主那广袤的土地上被四处调配劳作，后来他被派到米泉马场湖不在变动。
　　歌唱高手  创作高手
　　韩生原老人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见到王洛宾时，王洛宾曾这样当面评价他：“如果你识字，你的成就应该在我之上！”
　　与这位83岁的老人交谈，他仍然神采奕奕，思维敏捷，而他回忆起70年来走南创北的人生经历，更是历历在目；述说起新疆众多民族的艺术形式，亦如数家珍。这使笔者不由得相信王洛宾对他的评价没有言过其实。
　　韩生原年轻时时常遇到有串乡走户搞演出的场子，如果是回族“花儿”演唱会，他能将所有演唱者“压倒”，让他们再“无言以对”；如果是新疆曲子戏或秦腔，他就在戏台下静静地听，听不到两场就能登台化妆演唱，而且唱得比专业演员还好；在与其他少数民族接触的过程中，他不但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还留心他们各自的演唱方法。有一次，他遇到几位维吾尔族中年人在对歌，就也要求与他们对唱，结果那些人根本没有他唱得多、唱得好，他们吃惊地拍着韩生原的肩膀说：“哎，尕童，你不是回族人，你是维族人！”
　　回族“花儿”是一种博大精深的艺术样式，它除了固有的每段四句或六句模式外，更流行即兴对唱，对唱者先是按传统的脚本你一段我一段地唱，但原歌词唱完后，就看谁能往下无限延长、自编自唱了，这就要看歌者临场发挥水平的高低了。
韩生原唱“花儿”一生，从未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对手。他用丰富有趣的歌词和嘹亮的嗓音让对方“理屈词穷”。
　　2001年10月，同为“花儿”之乡的青海和甘肃的“花儿”剧团到新疆来切磋技艺，韩生原随意为他们唱了几首，内地的“花儿”演唱者都很惊讶，因为韩生原唱的有些曲调他们那里根本没有。
　　内地剧团与韩生原对唱时选择了大家都很熟悉的传统曲目《绣荷包》，这是一首爱情歌曲，但青海及甘肃河州的演唱者只唱了3段就唱完了，因为他们见过的歌词本来就这么长。但韩生原却唱出了33段，从女子着手绣荷包到叫10样、卖10样、绣10样，每一段，直至最后韩生原又唱了几首他们闻所未闻的《孟姜女哭长城》、《李世民落马泥流河》等，他将王侯将相与普通百姓、花鸟虫鱼等世间万物都能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妙趣横生，如同“珍珠倒卷帘”那样一粒粒、一串串铺展开来，令在座的其他“花儿”歌手们瞠目结舌。
　　有所为  有所不为
　　韩生原一生坎坷。解放后，他入了党，进城当了干部（曾在米泉县建筑大队任大队长），带领建筑工人修水库，挖灌渠，干劲冲天。但没有过上几年安稳日子，他就一夜间变成了阶下囚。原因是贺龙元帅视察到新疆时，与他们几个劳模照了一张合影，从此韩生原就视这张照片为家中“至宝”，但随着“二月逆流”事变的发生，这张照片便成了祸端，造反派们抓走了韩生原，撕毁了照片，整日折磨韩生原，直到“文革”结束，韩生原才终获释放。其间，他心灵遭受了创伤要比身体遭受的创伤大得多，他整日以泪洗面，导致双目失明。
　　除了自己小时候和青年时代学到的“花儿”外，韩生原平时也琢磨编些反映现代新生活的曲目。他不识字，也不会盲文，将所有的新、老曲目都存储在脑海里。如今，他能唱出500首“花儿”，还会长20多本新疆曲子戏，并且一个人能唱好几个角儿。
　　韩生原除了自己的残疾大儿子外，还有6个子女，孙子、孙女更是一大群，笔者问他为什么不培养下一代人，他只说：“子女们都忙，没时间和精力学。”
笔者建议他将500首“花儿”编辑成书，以免将来流失，韩生原笑着摇了摇头说：“米全市和昌吉州经常有人来让我唱，我就唱给他们听，但有些人把歌词记录下来后，将作者改为自己的名字，我以后就不愿意传唱了。”
　　笔者临走时，韩生原抓住笔者的手动情地说：“这辈子我已经很满足了。想起小时候一个孤儿，能在麦草垛上掏个窝儿钻进去睡觉就很暖和了，扛了十几年长工衣不遮体，没想到后来还能翻身被解放，并入了党。现在吃的、穿得好多了，一辈子能过这么长时间好日子，我没有遗憾啊！”遂即放开歌喉唱了段他新近自编的　　　　　　　　《感谢共产党》。
　　花里头只有沙枣花香，
　　人里头亲不过爹娘，
　　牡丹花还赶上沙枣花香，
　　共产党亲过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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