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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9年(建元2年)和公元前119年(元狩4年)汉武帝派遣使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贯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开通。
随着政治与经济的交往，文化艺术的交往也与日俱增。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宠姬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出宫后曾回忆当时宫中生活说：“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见《西京杂记》)于阗即今新疆和田县，属古西域范围。
《于阗乐》当是古和田地区的民族民间传统乐舞。从隋唐宫廷燕乐《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所列《西凉乐》乐部的“舞曲”采用《于阗佛曲》这一史实看，《于阗乐》在中原的影响很大，流传时间也很长。
异域风情，激情部落，点燃中原之火！
由于以上关于《于阗乐》的传说是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故有些史家对西域乐舞是否在汉初即已在中原流传一事持怀疑态度。但张骞通四域以后，西域乐舞与中原乐舞频繁交流却
是事实。《后汉书·张骞传》曾载：大宛国(今中亚卡散赛)曾“以大鸟卵献于汉”。这里虽然只突出了魔术(幻术)演员来中原的史实，但文化艺术的交流已逐渐开始了。
另据《晋书·乐志》载：“张博望(张骞)人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汉代宫廷音乐家李延年曾根据此曲，造“新声二十八解”。
对这一历史记载，史家曾提出不同看法，但随着喜歌善舞的西域人来中原，或经商，或从政，或传教，他们必定会带来与他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乐舞活动。随着这种生活习惯和乐舞活动的流布，西域乐舞在中原传播，就会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永初元年(107年)又有大秦国(汉时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艺人经过掸国(今缅甸北部)来中原献艺的史实：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安帝“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西海人也’，西海，即大秦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汉安帝和群臣于元旦朝会观看了他们的精彩表演。汉代百戏中经常出现的跳丸吐火等杂技当与此有关。这类技艺一直长期广为流传，至今杂技舞台上，还能见到这类经过发展变化的跳丸、吐火、分身(自支解)等保留节目。
西域乐舞传中原 千里姻缘一线牵
汉武帝朝以后，随着汉朝公主远嫁西域诸国，致使西域与中原的交往更为频繁，尤其是乐舞文化的交流。如元封年间(前110年一前105年)汉武帝把细君公主(江都王刘建女)嫁给乌孙王莫昆。细君公主死后，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又把解忧公主(楚王刘成孙女)嫁给乌孙王。临行时，举行了极盛大的百戏演出。
解忧公主在乌孙生三男两女，她派遣自己的女儿回汉朝学鼓琴，学成后，回归乌孙，途中经龟兹(今新疆库车)，被龟兹王留下，并求婚，得到解忧公主的同意。于是汉朝王室的外孙女，又与龟兹联姻。
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解忧公主的女儿偕同夫婿龟兹王人中原朝贺汉宣帝。宣帝赐给他们官印、绶带及“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解忧公主的女儿也号称为汉朝的公主。后又多次来汉朝贺。
返回龟兹后，他们效仿汉朝服饰制度，出入都学汉朝礼仪，撞钟南鼓，有仪仗乐队演奏。((汉书·西域传))演奏者大都是汉宣佑面给他们“歌吹数十人”中的汉族乐工。这些乐工就成了中原与西域乐舞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胡衣，胡笛，胡歌舞，西域风情满天下！
到了东汉灵帝时代(168—189年)，由于西域与中原的各种交流日益频繁，西域别具一格的日常饮食用具及乐舞等，曾在中原盛行一时。《石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这一记载，已将胡乐胡舞在中原的流传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皇帝的好尚，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风气，而时代的风气，又会深刻地影响统治阶层的好尚。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描绘当时“胡舞”乐情舞貌的文字记载，但仍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和出土文物中窥见当时传人中原的“胡舞”的风貌。
如贾谊《新书·匈奴》载，汉初已有自匈奴传人的“胡戏”，表演时“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待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这里的“胡戏”有经过化妆穿着绣衣的主要女演员，还有群众演员为其烘托气氛。还有一些出土文物，也向我们展示了当时“胡舞”的风貌。
河南西华汉墓出土的浮雕式画像砖，有高鼻深目的胡人舞者形象，舞者作蹲跪姿，一手抬，一手托腰，面部表情生动诙谐。又如四川汉墓出土的“骆驼载乐俑”画像石：骆驼背上立一建鼓，夸张的华盖纹饰下，二人分跪在骆驼背上，双臂高举，长袖飞扬，正击鼓而舞。
骆驼载乐的游行表演形式，本出自西域，西安唐墓出土胡人骆驼载乐俑可证。在远离西域的四川发现这一文物证明：西域乐舞不仅在中原流传,且为西南人民所熟知，并已巧妙地将中原的“建鼓舞”与西域的“骆驼载乐”的表演形式相结合了。
胡、汉融合同场表演的情景在山东济宁汉画像石中体现得更为清楚。表演鼓舞和杂技的演员明显是胡人，而伴奏乐队及所用乐器皆为汉人和中原传统乐器。强盛的汉王朝以恢宏的气度在广取博采中发展繁荣。乐舞艺术也随着这一时代脉膊的跳动而不断丰富创新，向更高的艺术境界迈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