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东归后，庸才任尚接替他西域都护的位置，既无班超的才略，又无班超的胸怀，对管理学又一窍不通，不听班超临行前的忠告。不顾人民死活，致使城内怨声不断，人民不断反抗。班勇兄弟眼看父业在无能之辈手中被糟蹋，痛心不已。
　　东汉军队的撤离后，匈奴乘虚而人，重新征服了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地区。东汉数十年在西域卓有成效的统治至此中断。匈奴得寸进尺，又开始不断劫掠河西走廊地区。此时汉朝宫廷中，就是否关闭玉门关，仍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观念保守陈旧的权臣贵戚位列与西域交通的不利之处，力主关闭玉门关断绝与西域的联系。而以班勇为代表的少壮派则从国家大局出发，据理力争，强调同西域往来对于巩固汉边境安定的大义，反对东汉放弃对西域各地的管辖。最后保守派得势。东汉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而班勇等人的建议则被搁置起来。
　　时间到了延光二年，匈奴在西域横行无阻，少壮派的意见才复得重视。次年，汉安帝任班勇为西域长史，令其最新打开同西域的通道。班勇十分高兴，他以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继续其父的遗业而自豪，于是便以极快速度开进西域。
　　汉军在西域的重现，令倍受匈奴压迫的西域各地民众的士气为之一振，不多时，龟兹、姑墨(今阿克苏)、诸地便竞相归附。班勇又率兵击败匈奴，收复了车师前后部。从而使天山南北除焉耆外，匈奴兵马绝迹。
　　永建二年，班勇乘胜追击，发各国兵马4万人联同敦煌太守张舀的郡兵，分南北两道并进焉耆，约期在焉耆会师。
　　敦煌太守张舀胸狭小，他以前犯过错，故此被贬敦煌，所以急于将功赎罪。他清楚地知道，由于班勇几年的努力征战，西域大部已经平定，焉耆守军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战斗力，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戴罪立功的机会。于是他便违背预约，率军提前进攻焉耆，果不其然，还未怎么打，焉耆守军即打开城门自愿归顺，张舀因此而免罪。而班勇则因领兵后至，贻误战机之罪含冤入狱。后来虽然获释，但终日闷闷不乐，怨死家中。
　　班勇遵父遗志，请缨率军西行，为东汉王朝再度恢复对西域的管辖权立下卓绝的功勋，然而最后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这是班勇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悲剧。
　　时隔数十年后，《后汉书》的作者范哗在为班超、班勇所写的传记中评论道：“定远(班超)慷慨，专功西域，坦步葱雪，咫尺龙沙，懂亦抗愤，勇乃负荷。”这段评价悲苍激愤，甚是中肯。 班氏父子之后，东汉在西域的统辖力量渐弱，而匈奴也日渐衰微。”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有魏、蜀、吴三国，短暂统一的西晋，南北对峙的十六国和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和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此时的天山南北，各个政权也相互兼并，形成七国对峙局面。鲜卑、柔然、高车等几个民族在西域进行了长期的争霸战争，形成了西域的战国时代，一时间大漠狼烟四起，不知又上演了多少英雄成败、悲欢离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