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出于中国抗战的需要，同时也出于保证苏联东方安全的考虑，苏联实施对华有偿军事援助，在这个形势下，担负接待苏联运送援华作战物资和人员的中运会便应运而生。
　　我于1938年由迪化调往伊犁绥定县充任公安局局长，赴伊途中，只见一队队满载作战物资的苏联车队奔驰在伊迪公路上。每月并有飞机掠空而过，繁忙的支前运输，打破了大后方原有的宁静，看到这一切，我的心不知不觉地飞往硝烟弥漫的前线。
 　　绥定，即现在的霍城县，是中运会新疆分会的首站，这里既要接待从苏联入境的援华车队，又要保障其安全通过县境，任务非常艰巨。为此绥定县成立了中运会分会。
　　我于1938年11月调任绥定县公安局局长。那时绥定县中运会委员长是县长孟昭代，副县长安大桂和我为副委员长。税局局长王志超、电报局局长洪鹏程、邮政局局长李文友等为县中运会委员，这些人只参加一些会议，不承担具体工作。安大桂副县长常驻新二台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来往友人，我则侧重负责站内机构及运输线的安全。

 首站见闻

       当时，苏联援华物资是分三条路入境，一条是空中，由苏联进入我国，首站为伊宁；一条是陆地，由霍尔果斯入境，经城盘子、新二台，翻越果子沟去精河；一条是水路，轮船满载援华物资，由伊犁河驶来，经过三道河子，抵达惠远码头，然后用汽车向内地倒运。
　　在绥定县境内的运输线路，全长70余公里，大小72座桥梁。公路很长一段是在山高林密的果子沟里穿行，道路崎岖，地势险峻，特殊的地理环境，给保障运输线路的安全带来了困难。
　　苏联运送援华物资的车队刘外是保密的，来往车辆均用帆布盖得严严实实。由于我们长时间服务于这项工作，有时也能了解一些真实情况。据我所知，苏联援华物资除飞机、枪炮、子弹外，有时还有坦克，由特种载重车装载着送往内地。苏联车队回程时，大多是装载皮毛、钨砂、石英、云母等矿产，这些产品大部是由内地装车的，也有在新疆境内装车的。那时，在伊迪公路上，天天可以看到满载援华物资的苏联车队。每当我看到这一批批为我国抗日战争而忙碌的异邦友人，我的身心似乎随他们奔向那战火纷飞的前方，我似乎看到战士在流血，人民在遭难，高度的责任感驱使我尽心尽职去做好工作，当一名运输线路的好卫士。

逮捕神父

　　由于历史的原因，旧中国，外国传教士遍及各地。以绥定县，当时就有两个天主教堂，一个神父叫毛里茨，一个神父叫葛洪亮，均系德国人。他们广收教徒，用精神鸦片麻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更加暴露无遗。1939年初，为支援抗日前线，绥定县小学组织学生宣传队，开展抗日救国募捐活动。当学生来到天主教堂募捐时，毛神父竟说：“日本国和我们德国是同盟国，你们打我们的同盟国，还想要我们捐款?哪有这个道理厂毛神父说完并凶狠地喝斥学生滚出去。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传教中，经常向教民灌输敌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的言论。他们还坐着马车东游西窜，远到惠远、广仁、瞻德、新二台，行迹十分可疑。德国神父的诡秘行动使我既愤慨，又担心。我即找到毛神父，对他庇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立场进行了严正的批驳，并要求他不得四处游窜，否则，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从此以后，两个神父的气焰有了收敛。这些情况我通过公安管理处渠道向上作了反映，可能是因为运输线路沿途其他区县也有类似问题，在此后不久，省公安管理处在迪化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了如何处置各地神父问题。1939年9月，我接到省公安管理处关于逮捕毛里茨、葛洪亮的电令，我即组织力量包围了两座教堂，逮捕了他们，同时被捕的还有哈里子，此人是两个神父的心腹，经常给他们收集情报，通风报信。接着，我们搜查了他们的住宅。不久，又将毛里茨、葛洪亮解往省城审讯。逮捕了两个神父，就是拔掉了两颗钉子，使我更增添了做好保卫运输线路工作的信心。

严密防范

　　绥定县公安局下辖县城、码头油库、广仁、新二台4个派出所，  加上县局，共有警官60余人，没有配备机动车、外出执勤多为骑马，且枪支弹药不足。中运会在绥定县的设施及沿途安全，由各派出所负责所辖地段。县局抽调了12名警官，配备马匹枪械，组成了骑警队，在运输线路上不停地巡逻，并在果子沟出人口处设立了检查站，对来往行人实施盘查。我们还在当地居民中找了一些年轻人，作义务治安员，发现可疑人员，即刻向公安局戎派出所、骑警队报告。骑警队和义务治安员经常出没在沿线各地，有时还进入果子沟林区，工作十分认真。由于严加防范，在我任职1年多的期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有几件事，足以反映当时警民联防工作是比较落实的。一次，新二台派出所警官在林区巡逻时，发现了一个带枪的俄罗斯族人，很是可疑，将其带回派出所。因该所无人懂得俄语，无法讯问。一日，我巡视至新二台派出所，即用俄语对他进行调查。此人名唤毛列夫，家住瞻德(清水河)，因家中生活困难，无奈才上山打野猪、马鹿，以养家糊口。在讯问中，此人说认识绥定县归化族(即俄罗斯族)文化会会长巴拉绍夫和归化学校校长舍列夫。我责成新二台派人前往绥定查证落实，并将毛列夫同时送县局拘留，后经巴拉绍夫和舍列夫确认了毛列夫的身分，我即令取保释放。还有一次，码头油库警卫执勤时，傍晚时分，发现由油库东面走来一人，俄罗斯族，警卫向其问话，对方拒不作回答，警卫将其扣留，发现他随身带有一盒火柴，一张纸，还有一个木什都克烟斗，警卫将此人送至惠远城派出所。经讯问得知，此人叫费留克，原系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东线被俘，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参加白军，对抗苏维埃新生政权，被苏联红军击败后，逃到新疆，一家三口，以渔猎为生。其称，昨日早，因儿子不知去向，他追寻至码头油库，即被扣留盘查，因未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很快也被取保释  放。广仁派出所也发现过一件类似的事。一日，该所周所长报称：“在巡逻中发现一形迹可疑的人，不懂一句汉语，如何处置?”我令其将人送至县局，经讯问得知，此人叫波里诺夫，原系波兰人，在苏联叶尔坎特市机械厂工作，因在当地受歧视，故于深夜偷越国境来到中国，为查清其真实身分，县局决定将其收审。
　　总之，那时大家对保障国际运输线路安全是十分尽心尽职的，  警民们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抗战，以尽匹夫之责。友谊长存在中国受到日寇侵略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伸出了支援的手，中国人民是十分珍惜这种兄弟式的友谊的。这种友谊在中苏两国人员平时的接触中处处可以见到。一次，一个苏联运输队驾驶员在工作中将脚扭伤，动弹不得，无法坚持工作，经苏联随队医生治疗后，将其留在新二台中运招待站疗养。中方人员，对其关心备至，但因语言不通，中方人员无法与他交流思想，帮他解闷。常驻这里的安副县长知我懂得俄语，让我前去与这位友人攀谈攀谈。
　　这天，安副县长准备了许多酒菜，以招待苏联友人。我首先代表招待站对他表示欢迎与慰问，接着双方频频举杯，互相祝酒。这位驾驶员很激动，他说自来站疗养，受到了中国朋友的热情招待，使他十分感动，遗憾的是自己不懂汉语，无法表达感激之情，借今天的机会，请转达我对主人的谢意。我将他所说的话翻译给在座的中方人员，安副县长从座位上站起来，紧紧握住苏联友人的手，祝他早日恢复健康。闲谈中，我问他车队最远去过什么地方，他回答是兰州。在交谈中可以听得出他对中国人民是有感情的，他看到沿途许多地方，中国人民还很贫穷，十分同情，他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这反映了苏联人民的友好心愿。还有一次，我去码头检查安全工作，一艘刚卸完货的油轮停泊在岸边，我与派出所张所长上船拜访了苏联船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船，免不了有几分紧张，惟恐将船踩翻。苏联船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得知我是第一次登船，便主动提出让我们乘船去河中游览，我们欣然同意，船随即向上游驶去，后沿北岸返回，油轮乘风破浪，着实别有一番情趣。下了油轮，船长又让我们换乘木筏，向下游划去，我先是畏惧不前，担心小木筏被奔腾的河水吞没，待情绪稳定后，木筏已向回转，这时我才感到一叶小舟随波飘荡的快意。当我上岸来向船长道别时，兴奋的心情仍未平静。
　　苏联政府对援华人员要求严格，经常运用各种方式，检查援华人员的工作情况。我记得有一次新二台招待站来了一个苏联运输大队长，专程来华了解援华物资运送情况和援华人员的组织纪律情况。他准备一个站一个站地征求意见，听取运输线各站中方人员对他们的反映。苏联政府在援华工作中表现出的严肃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虽然我那时对苏联社会知之不多，但苏联援华人员的言行，的确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印象。

友谊长存

　　在中国受到日寇侵略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伸出了支援的手，中国人民是十分珍惜这种兄弟式的友谊的。这种友谊在中苏两国人员平时的接触中处处可以见到。一次，一个苏联运输队驾驶员在工作中将脚扭伤，动弹不得，无法坚持工作，经苏联随队医生治疗后，将其留在新二台中运招待站疗养。中方人员，对其关心备至，但因语言不通，中方人员无法与他交流思想，帮他解闷。常驻这里的安副县长知我懂得俄语，让我前去与这位友人攀谈攀谈。
　　这天，安副县长准备了许多酒菜，以招待苏联友人。我首先代表招待站对他表示欢迎与慰问，接着双方频频举杯，互相祝酒。这位驾驶员很激动，他说自来站疗养，受到了中国朋友的热情招待，使他十分感动，遗憾的是自己不懂汉语，无法表达感激之情，借今天的机会，请转达我对主人的谢意。我将他所说的话翻译给在座的中方人员，安副县长从座位上站起来，紧紧握住苏联友人的手，祝他早日恢复健康。闲谈中，我问他车队最远去过什么地方，他回答是兰州。在交谈中可以听得出他对中国人民是有感情的，他看到沿途许多地方，中国人民还很贫穷，十分同情，他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这反映了苏联人民的友好心愿。还有一次，我去码头检查安全工作，一艘刚卸完货的油轮停泊在岸边，我与派出所张所长上船拜访了苏联船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船，免不了有几分紧张，惟恐将船踩翻。苏联船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得知我是第一次登船，便主动提出让我们乘船去河中游览，我们欣然同意，船随即向上游驶去，后沿北岸返回，油轮乘风破浪，着实别有一番情趣。下了油轮，船长又让我们换乘木筏，向下游划去，我先是畏惧不前，担心小木筏被奔腾的河水吞没，待情绪稳定后，木筏已向回转，这时我才感到一叶小舟随波飘荡的快意。当我上岸来向船长道别时，兴奋的心情仍未平静。
　　苏联政府对援华人员要求严格，经常运用各种方式，检查援华人员的工作情况。我记得有一次新二台招待站来了一个苏联运输大队长，专程来华了解援华物资运送情况和援华人员的组织纪律情况。他准备一个站一个站地征求意见，听取运输线各站中方人员对他们的反映。苏联政府在援华工作中表现出的严肃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虽然我那时对苏联社会知之不多，但苏联援华人员的言行，的确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