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所发现之木板画《神鼠图》，究竟表现的是玄奘记载的《鼠壤坟传说》，还是《百喻经》所载《金鼠狼喻》?
　　1900年隆冬，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废墟里获得了一些奇特的遗物，有几块木质画板放在神像脚下，“无疑是信徒们的贡献品”。其中尺幅较大保存较好的一块木板上画着一个鼠头半身人像，坐在两个侍者中间，头戴一顶王冠。“只是在很久以后，在不列颠博物馆清除了粘附在上面的沙土后，经我的朋友安得鲁斯先生富有经验的眼睛辨认后，我才认清了这个神像的独特形象及真实意义。这显然画的是众神鼠之王。”
　　这个鼠头像的神圣特征，明显地表现在环绕他的椭圆形光环或晕光上，也表现在他的左方一个手持叶形长扇的侍者的敬仰姿态上。斯坦因进一步解释说，他所发现的木板画《神鼠图》，该图内容表现的即是玄奘所记鼠壤坟的故事。
　　然而阎文儒先生指出：“斯坦因的这种解释，是由于他对佛经的不够熟悉。”同时举出《百喻经》卷四中所载的一则故事说：“昔有一人，在路而行，道中得一金鼠狼。心生喜悦，持置怀中，涉道而进，至水欲渡，脱衣置地。寻时金鼠变为毒蛇，此人深思，宁为毒蛇整杀，要当怀去，心至冥感，还化为金。旁边愚人，见其毒蛇，变为真实，谓为恒尔。复取毒蛇，内着怀里，即为毒蛇之所蜇螫，丧身殒命。”由此阎文儒先生得到以下结论：“佛经中这两种鼠的故事，都与蛇结合，这当然与印度产蛇有极密切的关系了。如此画板中画的形象来看，左边画一高髻，大耳环、有须人，中间画一鼠，右边一人做斜视的形状。这与《百喻经》中金鼠狼的故事，倒十分接近。从我们调查天山南路的各石窟艺术中，还没有见一种佛教以外的故事画。因而推想这幅画，也应是佛教故事中鼠的故事画了。”
　　另据考证，安西榆林窟十五窟壁画有一天王，王右手持宝杵，左手抱一鼠置膝上，此天王应为北方多闻天王，即北方毗沙门天随军护法的图像。唐宋之际毗沙门信仰盛极一时，这里把护法克敌的北方天王与鼠联系在一起，是大有深意的。毗沙门天是于阗国奉祀的保护神，于阗国初就直接受育于毗沙门天。因而，外敌攻打于阗就是触犯毗沙门天。神鼠助战于阗国就是保卫毗沙门天。实际上，神鼠是毗沙门天的助手和合作者。此外，天宝高僧不空也曾焚香诵经，祀求毗沙门天领兵，金鼠助战解救过安西之围，与《大唐西域记》解救于阗之围的记载相吻合。
　　除《大唐西域记》和上述《百喻经》及《经律异相》外，历史典籍中对西域鼠王、鼠神和鼠崇拜的记载还不少。在《北史》和《隋书》的《西域传》中均有“于阗王锦金鼠冠”的记载。
　　《西域诸国志》云：“有鼠王国，鼠大如狗，着金锱，小者如兔，或如此间鼠者。沙门过不咒愿，白衣不祠祀，则害人衣器。”此外，《异苑》卷、《述异记》等，也有“西域有鼠国，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以及“大鼠头悉白”、“带金环枷”倍受商贾沙门敬祀的记载。至于《新唐书》则曰(于阗)“西有沙碛，鼠大如猬，色类金，出入群鼠为从”。这一记载更是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相呼应。
　　这些记载都说明，西域特别是于阗一带沙漠之鼠以数量多、体格大、毛色奇而著称，被赋予一种神灵的光环，受到僧俗的崇拜和敬畏。特别是并上述《异苑》卷三记载的情况，“释道安昔至西方，亲见如此”。由于这位东晋僧人亲临见证，更给西域神鼠蒙上了一层佛教色彩。
　　斯坦因所发现之木板画《神鼠图》，究竟表现的是玄奘记载的《鼠壤坟传说》还是《百喻经》所载《金鼠狼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