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以来，由天竺各地向西域和中原传教弘法的胡僧，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直至三国时，在朱士行之前还没有一位中原僧人有过西行求法的行动。所以，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为开山之举。
　　朱士行是三国时颖川(今河南许昌)人，少年时就出家了。他天资聪颖，是历史上正式受戒出家的第一位僧人。
　　“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己任。”《朱士行传》除了上述评价，还对他的品行作了如下概括：“志业精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
　　朱士行出家后潜心研究佛教经典，但他发现早在汉灵帝时出的《道行经》，因是译人口传，对原著理解不深，草率删节，以致首尾都很难连贯起来。他在洛阳讲授《小品般若》，由于译理不顺，所以有许多地方讲不通，这就使人无法理解原著的精妙。每叹于此，便深感遗憾，誓志找到原本，探个究竟。
　　但远行西域求得真经，不是下了决心就能做到的，而是要历经千难万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有可能达到目的。时逢群雄逐鹿，为争夺权力、地盘、王位而厮杀，使中原大地掀起一片腥风血雨的时候，朱士行却心如止水，静心研读经卷，并发誓为求得真经而捐躯，这又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魏甘露五年(260)，他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开始了远赴西域求经的壮举。
　　朱士行出雍州，过阳关，穿沙漠，闯戈壁，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来到西域佛国于阗。因为于阗地处佛教源头印度附近，佛教十分鼎盛，所以成为中原僧人向往的“小西天”，朱士行及其后许多僧人都到于阗求经学法，或取道于阗赴葱岭以西取经。
　　当时于阗小乘佛教占主导地位，对大乘教派极力排斥。但于阗是印度佛教东传必经之地，所以集中了大量的大乘经典。朱士行在于阗如饥似渴，苦心研读佛经约20年。他在这里找到了《放光般若经》梵文原本，并已有了阅读梵文的相当水平，于是他“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他决定让弟子将真经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继续研读佛典。
　　但当朱士行整理的经文即将着人送回东土时，却出现了麻烦。当地小乘教派得知朱士行要送回的经典是大乘法时，就纷纷表示反对，并让国王禁止输出大乘佛经，说什么“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于阗国王听信了这种说法，
　　就不许将《放光般若经》等大乘佛经送出。
　　朱士行在万般无奈下，向国王提出以烧经誓断，如果火不焚经，则证明是真经，应允许带往中原。当他做了准备后在国王面前点火烧经时，此经居然火烧不燃，观望的众人无不大为惊异，受到震慑。这时国王不得不答应将经送出，一场风波方告平息。
　　太康三年(282)，朱士行的第子法饶等从于阗将经卷送往洛阳，这时距离朱士行初到于阗已是20年后。
　　后来，这批经卷又转移至陈留仓恒水南寺，由河南居士、印度僧人竺淑兰和于阗沙门无叉罗等人，集体翻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
　　朱士行矢志为佛教文化献身，一直没有离开于阗。他虽然没有抵达佛教策源地印度，但他以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和坚贞不渝的人格力量，为西行求法开拓广道路，激励着东行更多的后来人。
　　朱士行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经》一种，但它风行京华，影响很大，凡研习者无不将此经奉为法规标准。中山王曾派僧人到仓恒展绢誊写，取回中山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山城40里迎接，可谓盛况空前。一时学者注目，或加以注释或从事讲说，都凭藉《放光》一经来弘扬般若学说。
　　后来，有人竟伪托有《朱士行汉录》书名的经录著作。费长房所撰名著《历代三宝汜》，也从中转引了许多内容，介绍汉代各译家的重要翻译著述，有些也是臆造的。其后唐代法琳《破邪论》，更引用了《朱士行汉录》，说秦始皇时就有印度沙门来华传法，其意完全是为了表明佛法东传的时间很早。这大概是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徒，为了和道家相争教兴年代的先后，所以伪造了这部以朱士行为名的经录。
　　朱士行以80高龄圆寂于异乡，实现了他终生求索而为佛教事业捐躯的愿望。骨灰葬于于阗王城附近，于阗人为这位大德高僧修筑寺塔，以示纪念。他的弟子在他死后离开于阗，返回中原，使朱士行的事迹广泛传扬。朱士行后被列入文献《高僧传》，其英名广传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