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读李广智中篇小说《民国十八年》一得

林  凡

    从陕西宝鸡贾村原走出的作家李广智有陕西情结，有贾村原情结。这些年来，他的诸多作品大多与陕西有关，与贾村原有关。善讲故事的他给我们已经讲了许多长长短短喜喜乐乐的贾村原故事。载于《西部》2003年第8期的他的中篇小说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悲剧故事，是一个关于灾荒的不堪回首的记忆。读毕掩卷深思，在为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所震惊的同时，也为渗透在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所感动。

    从古至今，中国的农民最苦，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除官府和富豪的压榨剥削之外，各种灾害就是农民最大的杀手和不幸的一大根源。一部《资治通鉴》，水、旱、蝗、震、人相食的记载比比皆是。长久以来，“民国十八年”在陕西关中人们的心中是几个恶梦一样的字眼，上了岁数的老人至今提起来仍是一脸的惊恐、悲戚，谈虎色变。那场大年馑实际上不是一年，而是三、  四年，这不只在当地人中口口相传，还在史志野史中白纸黑字记载着。  《宝鸡县志·地理志》中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一年旱灾连年，三年六料不收，灾情极为惨重。”  “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早，全年无雨，渭水涸竭，车马通行，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为了生存，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无奈中壮者外逃求生，

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对这场灾难，无论从那个方面讲：我们的文学都应该给予反映，应该让后人知道，但可惜的是，这以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文学作品．李广智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民的境况、疾苦有感同身受的体会，父祖辈不绝于耳的“民国十八年”的讲述装满了一肚子，以笔耕为业的他把这段历史写出来，是很自然的事，这里不只有他对家乡和父老乡亲的赤子深情，也反映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从小说的内容看，作者对已经过去了很久远的那场灾难和关中的风土人情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的，对这段历史是熟悉的。这里一部分来自民间传闻，一部分来自对书本资料的深

入研究．当然，这部小说也融进了他这些年的生活积累艺术积累和对生活的感悟。虽然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再现那段历史，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大的故事框架、氛围和涉及的重要史实都是真实的，曾经发生过的。比如吃人肉，万人坑等都是有根有源的，是可信的。

    要将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那场大灾难予以再现，既不能罗列资料和现象，又不能简单地展示灾难，还要通过回顾这场人间灾难给人一些新的东西，这对作家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此之前，我看到过作家刘震云记述河南大灾荒的《温故一九四二》，不愧是大手笔，以辛辣的笔触和强烈的反讽意识，将人民的苦难无助与当权者的麻木无情丑恶作了有力的对比，入木三分地鞭挞了那个作为农民苦难根源的社会制度。但这篇小说有点象报告文学，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引用了相当多的史料，以一个旁边观的身份在回顾那场灾难．广智的《民国十八年》则以完全不同的风格、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而与《温故一九四二》殊途同归。作者在构思谋篇上下了相当功夫，颇费匠心，充分发挥小说的艺术特长，进行了充分的想象和艺术虚构，结构了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将灾难和一个家族的命运巧妙地熔于一炉，除了有限的一点资料和宏观介绍，通篇都在讲故事，以第一人称我的父亲的讲述展开故事，以“我”的受苦历险和所见所闻来展现那场灾难，环环相扣，险象环生，一波三折，

起伏跌宕，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高度有机的统一了起来，大灾难令人触目惊心，灾难中的人的命运令人心碎、心悸、同情，就使这个小说有了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读来引人入胜而发人深思。其中多处传奇色彩很浓的精彩之处令人拍案叫绝，读之不忘。比如为于右任当小监察的奇遇，生割猪耳机智脱险的故事，二牛打架落崖摔死的奇事，以及吃人肉、吃蝗虫、掘墓的描写等等，或闻所未闻，或妙趣横生，或惊心动魄，或令人心痛，都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光彩和可读性。

    简单地将那场灾难展现出来也许并非难事，但如果只是这样并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民国十八年》的作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传奇故事努力挖掘生活的底蕴和悲剧背后的东西，传达给我们的是对不幸的灾民的浓浓的人文关怀，是灾民的无奈、无助，是人性的扭曲，是社会的不公和政府的无情、卑鄙，将满腔的不平和义愤直指不负责任的政府，使这个小说有了沉甸甸的份量。灾荒往往有异乎寻常的奇怪力量，使人性异化、扭曲、变态。三叔本是—个本份的农民，在大灾中却变得无情、自私、残忍，欺负孤儿寡母，煮食人肉；本家伯伯为了生存竟联络他人将自己爷爷的坟墓掘了；姑爷爷信奉小灾施善，大灾无情，硬是把上门求助的少年打出家门；本该是慈祥善良的老婆婆，却干起了割卖“童根”的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变成了一个恶人，而最终她却被土匪轮奸残杀，欲害人者却被人害，大灾大难非常岁月中的人的命运令人唏嘘感叹。灾荒中的人们啼饥号寒，背井离乡，卖儿卖女，吃糠吃草吃树皮吃土吃老鼠吃人肉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逼上梁山，逼良为盗，抢吃抢喝，打家劫舍，

饿死，病死，被卖，被吃，被杀，被活埋，读至此，你无法不为他们的不幸揪心、痛心以至洒一掬同情的泪水。12岁的“我”小小年纪便流离失所，经历了不该经历的种种艰险，看到了许多不该看到的许多丑恶、残忍、灾难，快被饿逼疯了的小人儿竟生割猪耳，靠逼出来的成熟和机智一次次化险为夷，从死神手中逃脱，小小年纪怎么承受得了如此的沉重，稚嫩的心灵怎么受得了如此残酷的戕害?一个殷实人家的少爷尚切如此，那些贫苦人家内命运就应该更悲惨了，这一切究竟是谁之罪?是灾难吗?不是！作者在这里并没有站出来多说什么，但我们已经从他的故事中明白了许多：此时人民养活的、指望的、本该给人民以帮助的政府在哪里?说这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人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灾难，在什么时代，什么制度下都不会避免，一个政府怎么对待灾难中的人民，可以再灵险不过地考验一个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一个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被人民扩抛弃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今天，在重大的灾害包括不久前的“非典”期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全力力以赴地救灾救民，我们应当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庆幸。一个要想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府，就要始终代表人民，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就要给人民以关心帮助。这应当是我们回顾那场灾难的最大收获，也应当是这篇小说的最大价值和现实意义。